基進黨對行政院「勞基法」鬆綁修法芻議


  在行政院長賴清德承諾11月提出「一例一休」政策修法版本後,行政院於30日傳出擬由「鬆綁七休一」來作為新修法版本的主要方向。勞基法規定「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不過並未說明「例假怎麼排」,先前因此出現「七休一」之解釋令,規定2例假應相隔6個工作日,若徵得工會或勞工同意,例假則可挪移,演變成可連上12天班。小英政府上任後,另以新函釋廢止舊函釋,並規定2例假間最長就是6天,規定「一例一休」則意外引發爭議,此次修法擬對此放寬。

  由於台灣勞動問題,除了有其資本主義發展路徑下的普遍面向,也有超過九成以上為台灣中小企業此一特殊性衍伸的在地問題,更有過往威權發展路徑下,受雇者普遍以「流動跳槽」(exit)取代「發聲抗議」(voice)的慣習累積,導致工人結社基礎薄弱化,造就集體性勞工力量無法在勞動條件治理上扮演角色….等等。眾多問題的加乘,導致台灣勞動問題難有簡單之解方;若在經濟上揚期,勞動條件劣化問題尚可由「流動」進行緩解,但若遇經濟衰頹狀態,勞動條件劣化問題,就相當難解。

  於是乎,原本「勞動基準法」作為台灣所有受雇者勞動條件基底鋪墊的作用,在台灣的作用,往往變成幾乎沒有結社的受雇者,唯一具備官方認證的最高勞動標準,君不見,過往台灣企業在徵聘之時,常會以「本企業遵守勞基法」作為標榜。事實上,若勞基法是台灣每一位受雇上班族本該享有的基本款,拿來說項標榜即是相當諷刺的事情;換言之,這正表示違反勞基法,是台灣企業日常罷了。

  基於此,基進黨借用此一鬆綁修法爭議的機會,嘗試提出一些對台灣勞動條件劣化根本性解決的可能想像。當然,我們反對行政院此刻再度把「勞基法」休假政策進行粗糙的鬆綁,對於「一例一休」才上路沒多久,我們認為可以先把「一例一休」政策上路後的複雜加班費計算進行重整簡化,但不宜在此刻重新對「七休一」的政策進行鬆綁式修正,此舉只會重啟先前「一例一休」制定過程中的非理性對立,同時落國人對蔡英文政府「朝令夕改」的口實。


新的勞動治理想像:「社會經濟委員會」的建構?
 

  誠如上述,台灣經濟發展遇到結構瓶頸,因此勞動條件劣化問題即會凸顯。事實上,政府對於休假政策鬆綁的配套,是希冀「工會」或「勞資協商」此一機制能夠強化,由工會或勞資雙方取得符合該行業勞動特性的彈性調整,此一方面正確,但在台灣的特殊現實上,卻有可能害死勞工。

  首先,工會或勞資協商,在工會或勞工組織率、工會與勞方弱化的基礎上,往往會成為資方說了算的背書。因此,民進黨政府期待勞工或工會能夠在勞動問題治理上扮演角色,而毋須事事都由政府藉由一部勞基法來規範,在現階段的狀態下,是不可得的。

  換言之,在單一企業內部的勞資協商、抑或工會組織率或代表性不高的勞資兩造團體協商,目前的情形下,對受雇者可能反倒加劇勞動條件劣化。然而,若民進黨政府是真的期待受雇者可以擺脫單方面「受害或受剝削者」的角色,成為治理的一個行動主體,則民進黨政府或許不妨學習二戰之後的荷蘭社會重建的制度重構。

  二戰之後,經濟破敗、百廢待舉的荷蘭,再加上冷戰形成,重新提出一種「社會夥伴」(social partner)的概念,並期待能夠擺脫二戰之前「勞資對抗」氛圍濃厚的狀態,以免冷戰之下,共產主義集團有機可趁。於是,荷蘭政府在一九五零年成立一個「社會經濟委員會」(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uncil of the Netherlands (SER)),分別由勞資政三分代表組成的三邊架構(tripartite structure)的委員會(註1),由此委員會將勞工與攸關產業的社會經濟政策,送給政府進行諮詢。內閣並據此委員會的諮詢,進行社會經濟相關政策的形成與制定。

  當然,勞資政三邊的架構,有濃厚的「階級妥協」之嫌疑;但為了台灣能從經濟的結構性瓶頸狀態中,勞動條件若持續劣化不僅將加劇社會不安,同時在台灣過往工會或勞工組織率不彰下,勞工結社意識薄弱的基礎上,要期待「勞資協商」帶來共識,取得勞工認可,實是緣木求魚。

  然而,若所謂「勞資政」的三方平台能夠上升到類似荷蘭的「社會經濟委員會」高度的三邊架構中,則讓雇主與受雇者都能在此一社經委員會中兩造對等中,進行協商,此舉至少可擺脫當前勞方團結度不夠而弱化的現實上,「勞資協商」往往等同於是資方意見的橡皮圖章之困擾。此外,對於勞方而言,在類似三邊架構的制度上給予勞方同等地位,可逼迫受雇者為了增強自己在此一架構制度中的代表性,而回過頭去進行強化受雇者團結的組織性工作。再者,對於政府而言,如果勞方的聲音可以在政策形成與治理過程中表現,則將有助於政策形成與治理的穩定度。


從政府再造進行示範展演?
 

  很早以前,基進黨一直主張台灣既然是民主轉型國家,民進黨全面執政之後,其實應該開展政府制度的重構,打造符合民主政府的制度運作。例如,先前基進黨提出公務體系再造的方向,其實便是要將公務員與政府關係從前現代性的「銓敘恩給封建制」轉型成現代化的「勞資關係」,並由擔任公務員雇主的政府,帶頭跟身為雇員的公務員工會進行「勞資團體協商」,確認公務員的勞動條件,而非繼續沿用中國古代皇帝跟愛卿間的「封建銓敘」關係確認公務員的勞動條件(註2)。

  此外,對於民主轉型過程中,第四權的媒體再造,基進黨提出的電視媒體第四權社會化再造方案中,也是以「勞資政」三邊平台,引進各種可能受到媒體影響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制度性列席,以媒體社會化而非過往那種只有著眼於媒體產權公共化的媒體再造方案(註3)。

  此二者再造路徑的思考,其實都是想展演示範一種讓「勞資」雙方協商談判作為新治理制度運作的表現,並提供給台灣各產業勞資雙方參考效法。

  最後,若政府真想要「勞資協商」能成為勞動條件治理的一個主要環節,那麼鼓勵「產業工會」跟鬆綁當前不能跨縣市的「職業工會」限制,是主要得考慮的方向。工會運動除了「勞工團結力量大」的唯心特性之外,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中,便是透由勞動力市場運作,讓勞工為了彼此競爭工作而導致勞動力變得高度商品化。因此,從物質與科學主義的面向來看,工會運動(trade unionism)常會有一個特徵,即是著眼於降低「勞動力市場」的競爭程度,抑或不以「勞動條件」為表現的競爭,來降低勞動商品化的程度與惡果。

  換言之,將「某勞動力市場」會彼此競爭的勞工團結起來,制定業內或該勞動力市場內「共同的規範標準」是一個阻止資方利用勞工彼此競爭工作,導致勞動條件下滑的做法。因此,把不同公司但處於彼此競爭的企業籌組起來的「產業工會」或同一職業工種集結起來的「職業工會」,其實是我們應該思考的方向。

  最後,誠如國際歌裡頭所言,「從來就沒有救世主」,期待國家跟政府能夠善心大發的來保障受雇勞工,這在選舉得花大錢跟倚靠資本家捐輸的台灣社會中,可能不切實際。因此,勞工團結才是最終的根本,工會就是團結的結晶,同時更是鬥爭屬於自己勞動條件最主要也是最佳的工具跟靠山啊?!

  

註1: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uncil of the Netherlands (SER)

註2:《新一政經塾:第01集 軍公教的政治調薪運動》

註3:想想論壇:《讓我們重新補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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