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兩國』監督條例」,急不急?!


2016的國會,媒體與社會目光都在看;畢竟,這是史上泛藍集團首次在國會淪為少數的新國會。因此,執政的民進黨與國會新興黨派便提出各項新國會必須優先處理的議題,以企圖回應人民的期待。是故,為回應過去馬英九執政時期的黑箱服貿所引發的太陽花運動,民進黨與時代力量便自然地將「兩岸╱兩國監督條例」列為優先議程。雙方更因為監督條例名稱是要「兩岸」,亦或是凸顯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兩國」稱謂,而彼此拌嘴。

 

針對把監督條例列為新國會優先議程一事,宛如台灣社會的內建共識而無啥異議;直至擁有國家財經戰略全局觀的前第一銀行董事長、前國安會諮詢委員與國策顧問的黃天麟日前在自由時報一篇〈兩岸監督條例 不急〉(連結:http://goo.gl/iarZ8r)投書,才出現少數對此天然共識的不同聲音。事實上,黃天霖顧問的質疑擔憂乃認為,若「兩岸╱兩國協議監督條例」優先過關,則意味著民進黨政府將可透由此一監督條例進行跟北京的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的後續協商,深化並實質化馬英九的「ECFA」所築就的中台經貿架構。換言之,黃天麟顧問擔憂,一旦監督條例的優先處理過關,不論是民進黨政府透由國會監督機制來主動跟進中台服貿與貨貿的處理,亦或民進黨在北京的施壓下,將服貿與貨貿提上議程,這對早已過度依賴中國的台灣經濟體,並非好事。

 

姑不論監督條例的前稱是兩岸還是兩國的拌嘴爭議,回顧2014年太陽花運動時期所提出的「監督條例」,並以此為程序性管控機制,來防止馬英九的「跳脫國會跟人民監察」的黑箱服貿或者相關的中台貿易協議,其參考的想像依據的確是美國的「貿易促進授權法」( TPA/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的基礎。但是,弔詭的是,美國此一法案源起的背後邏輯,其實是為了進一步促進(facilitate)跟推動(promote)自由貿易的法案,並經由國會授權總統,避免國會審查監督的冗長費時,以期能有效率地讓總統與外國簽署相關的自由貿易協定。因此,美國早在1974年的貿易法(Trade Act of 1974)中便有相關授權總統快速簽署,並由國會包裹表決以否定或全部通過的程序規定。後來,「貿易促進授權法」也曾易名為「快軌協商授權程序」(fast track negotiating authority),由此可知,放在台灣與中國的貿易自由化的脈絡下,沸沸揚揚的監督條例,其內建的邏輯主軸便是:經由程序性授權總統,迅速地促進中台自由貿易的機制條例。

 

職是之故,黃天麟顧問內心所透露的擔憂便是,監督條例若放在改革議程的優先處理清單中,並迅速給予架設此一管道程序之後,會否成為民進黨政府西進派主動,亦或中國政府以監督條例過關再也沒有藉口,而向民進黨施壓必須進一步深化ECFA(兩岸經濟架構協議)中的服貿與貨貿。畢竟,誠如前民進黨的中國問題專家董立文教授的粗估,台灣的上市上櫃公司早已有超過九成直接跟間接投資中國,而中國約略控制或直接影響台灣三分之一的企業、金融與股票,服貿或貨貿在監督條例整備之後,會否在經濟跟資本家逼政下而進一步成為被端上檯面的議題,是相當可能之事。

 

對此擔憂,黃天麟顧問於日前台灣國家聯盟的邀請前民進黨的中國問題專家董立文教授的專題演講中進一步詢問,民進黨政府是否會在監督條例過關之後,便將服貿跟貨貿提上議程之可能。董立文教授以「假戲真做,真戲假做」為回應。言下之意,「監督條例」可能只是為回應當時公民的訴求之假戲真做,一旦假戲成真之後,民進黨應會利用此監督條例的程序進行技術性干擾,而毋須擔憂服貿還會是中國期待的服貿,貨貿還會是中國屬意的貨貿云云。

 

然而,許多專家學者早已不斷提醒台灣對中國的經貿依賴度,在服貿跟貨貿尚未通過的情形下,便已太過度而非偏低;因此,跨海峽的服貿跟貨貿是否該成為當前即刻處理的困擾,抑或該等其它更迫切的國際經貿突圍跟佈局整備後再行處理,實是台灣公民必須深思之事。

 

再者,不論「監督條例」是假戲還是真戲,在監督條例通過之前,馬英九先生的親中爆衝,早已將台灣門戶向中國過度洞開,導致各種形式的中國白蟻長驅直入,滲透台灣。因此,相較於此,優先的議程難道不是重新盤整查察過去馬英九先生對中國各種放行開放的政策下的「中國白蟻」嗎?尤其,我們對於中國在台灣的政經滲透的相關實情資料跟面貌,都無法有效掌握之時,為何不是先回頭處理收拾跟盤整馬英九親中爆衝的爛攤子,反倒去設想啥米「兩岸╱兩國締結協議處理條例草案」呢?

 

復次,令人納悶的是,當歐美國家對於中國紅色資本的搶進併購行為,屢屢以「國安」為由進行打槍之時,台灣面對併吞敵意甚深的中資來台的各種產業併購,卻鮮少聞及「國安」為由的否決打槍,實是怪異。是故,當中國買下台灣為主戰略之時,對來自中國投資併購的投資審查,台灣目前的法律或相關審查,可有相關容納「國安」的聲音跟意見介入其間之法源——如同美國的「外來投資與國家安全法」——的支撐與背書嗎?事實上,針對外資來台投資審查必須有國安的聲音,是在2013年6月下旬服貿爭議開始之際,董立文教授曾在服貿公聽會中建議投審會必須有「國安」人員的聲音,方讓馬政府在2013跟2014年交接之際以行政命令容許國安人員出席審查;但難過的是,由於相關國安人員欠缺金融、財經背景,導致「國安」聲音在相關審查中只能聊備一格。因此,值此紅色資本大舉搶進台灣併購各項敏感科技產業之時,屬於自由經濟的資本流動範疇,非屬中國與台灣的協議,更非相關「兩岸╱兩國監督協議」可干預介入之事,「國安」與投資審查的相關法律,理當更為重要與優先才是。

 

記得,台灣最犀利的外籍政論家寇謐將(J. Michael Cole)在《島嶼無戰事》一書中提及,中國在國際上輿論宣傳上圍堵台灣,並讓台灣深陷被遺忘的孤兒狀態,乃是透由許多看似理所當然的偏見預設為討論前提,例如,預設「中國統一台灣乃歷史之必然」、「國際需要中國大於中國需要國際」云云,並導致台灣的被遺忘或無視,甚至國際上的「棄台論」等等。中國宣傳戰的狡獪,即是利用對問題的「構框」(framing)的方式,來斂束我們下一步的思維與可能動作。同樣的,我們如何討論中國因素,將會框架住我們如何理解事情與面對下一步。若先討論監督條例,則意味著跨海峽要進一步交往,只是必須謹慎小心;但若先處理馬英九八年「門打開,沒顧厝」的「中國白蟻」,則國內對中國問題的討論,將自然地聚焦在稀釋與降低對中國經貿依賴與提高對中國的提防上打轉。換言之,「謹慎交往vs.清理白蟻」的問題設定,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啊?!如此觀之,「『兩岸/兩國』監督條例」,真的有那麼優位與急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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